近期，“愛國者治港”成為本港廣泛議論的話題。局外人看來，這似乎是一個“多餘的”話題，因為不論在什麼政治體制下，無論哪個國家、地區的管治隊伍，熱愛、效忠于其管治的國家、地區乃是天經地義的，各國、各地區在領導人選舉和任命過程中，也不會把它作為一個爭論的議題。熱愛自己的國家，實在是一個公民應有的良知，何況是領導人和管治團隊呢！然而在香港，這卻是一個有重大現實意義和強烈針對性的議題，必須予以澄清和強調。
現實是，在香港的複雜政治生態中，並不乏對國家懷有敵意、甚至付諸言行的政治人物。發生在立法會上的議員宣誓效忠基本法的鬧劇、公開詆毀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言論、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擱淺—如此等等香港政治生態中反常、吊詭的現象，凡有眼的，都能看到；有耳的，都能聽到。有了這稗草叢生的政治生態，極少數人就有了公然打出“港獨”旗號的惡膽。正是“物類之起，必有所始，榮辱之來，必象其德。”其實，在祖國懷抱中被千般疼惜、萬般寵愛的香港，上上下下早就應該好好反觀一下自己向祖國捧出的那顆心。
“愛國者治港”，就是映照香港社會心靈的一面鏡子。無論有怎樣的政治見解分歧，無論有多大差異的價值觀，也無論生活方式和經濟狀況多麼不同，作為一個現代公民，“愛國者治港”，是一面決不能打碎的鏡子，是必須以生以死來堅守的紅線。人不能割斷和祖國的血肉聯繫，也不能放棄作為一個公民的最基本義務和起碼的良知。
“愛國者治港”合情合理合法
對“愛國者治港”提出質疑的人，當然不會公開售賣自己的良知，相反，倒是以“理智”和“良心”的面目來出現的。他們不是理缺詞窮，而是振振有詞。他們的邏輯是：“愛國者治港”，愛國者的標準是什麼？或者說，“愛國”本身是一個寬泛、抽象而難以準確地用它來衡量一個人對國家忠誠度的概念；既然“概念”本身尚不明確，且難以作為準繩，那麼，它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呢？不僅如此，質疑者之險惡，還在於“論理”又“誅心”。“愛國者治港”之標準既無存在之合理性，則必有其另外的目的，也就是他們所說的，中央喜歡誰，誰就是“愛國者”。由此推下去，後面的結論就浮現出來了：以“愛國者”標準來要求“治港者”，將來的“普選”就不是真普選。而成立所謂的“真普選聯盟”，也就順理成章成了為香港有真正的“普選”進行鬥爭的義舉。
然而，歪理即使有詭辯的拐杖，也難以坦然走在大道上。不僅如此，隱藏在歪理背後的真正目的，也因其招搖過市而暴露無遺：沒有“愛國者”這個標準的揀選，不效忠于自己的祖國，對祖國懷有敵意的人，就有了登列管治香港隊伍的機會，說白了，就是爭奪“管治權”。即使是達不到目的，也有另外一種次一級的“收穫”：攪亂香港的政治生活，令“普選”不能順利進行。愛國者只有一個共同的目的，而不愛國的那些人，則懷揣著不知道多少個“小九九”。
對於為什麼必須要由“愛國者治港”，“愛國者”在香港的標準又是什麼，三十年前鄧小平先生已講得很清楚，他的觀點，也早已成為香港社會的共識。
鄧小平在1984年6月22日、23日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鐘士元時指出：“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，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。”“什麼叫愛國者？愛國者的標準是，尊重自己民族，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，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。只要具備這些條件，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，還是相信封建主義，甚至相信奴隸主義，都是愛國者。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，只要求他們愛祖國，愛香港。”
“只要求他們愛祖國，愛香港”—這是一條必須堅守的紅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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